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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在邓小平同志的示意下，邓颖超特别嘱托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的廖承志同志，给蒋经国去了一封信。

信中深情地表达了希望其回归故乡，祖国统一的愿望，在台湾一经公开，旋即引起广泛的共鸣。但台湾当局仍然坚持着“三不”政策，不闻不问，假装无事发生。

邓颖超

而当这封信被转寄给宋美龄时，她的回信却掀起了更加巨大的舆论浪潮。

当时，蒋介石已去世7年，他的灵柩还按照他生前的嘱咐，停留在与他家乡溪口风景极似的慈湖。

悲痛未平的蒋经国发布了一篇文章悼念亡父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中共中央看到了和平统一的契机，由此才有了那一封《致蒋经国信》。

那么邓颖超为什么特别指定了廖承志来写信？蒋经国为何不作任何回应，而是转寄给宋美龄？宋美龄又是给出了什么轰动一时的回复呢？

蒋经国

抗战风云 日薄西山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宋美龄曾顶着压力，在国际进行广泛的外交活动。

她写了《令人失望之美国态度》、《日方诬言别有用心》等一系列电讯，呼吁西方国家放弃“中立”，支援中国抗日斗争。

她自幼在美国长大，精通外语，又熟悉外交工作，为中国取得抗战胜利作出的不可或缺的贡献，连丘吉尔也忍不住对罗斯福说：“这位中国女人，可不是弱者！”

蒋氏夫妇访问印度

然而在抗日战争胜利4年后，蒋介石仍不肯结束内战，企图暴力统一中国，甚至逼死了力主停战的国策顾问陈布雷。

这位“文胆”的死，似乎给“蒋家王朝”敲响了丧钟。苟延残喘之间，宋美龄硬着头皮决定再走一趟美国，希望能求得援助。

不出所料，这一次，白宫不再为宋美龄敞开，没有鲜花，也没有盛大的欢迎酒会。

杜鲁门甚至还嘲讽道：“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

1949年8月，美国政府发表了中美外交文件。这部“白皮书”严厉地指责了国民党的堕落、腐败与无能，美国即使提供了额外的援助，也不可能挽回蒋介石行动所造成的损失。

无论宋美龄如何不愿，昔日的风光已经不再，1950年她离开美国时，彼岸新的中国已冉冉升起。

在台湾落脚后，国民党与美国关系始终不复当初。

1965年，宋美龄为了蒋家事业再度访美，这成为了她外交生涯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杜鲁门与宋美龄

此次访美之行受到了约翰逊政府的热烈款待，她在一场场招待会和谈话中信誓旦旦地说，只要美国向国民党提供武器，国民党就能独自“收复”中国大陆。

然而时代变了，美国的政客要员已经对这种白日梦般的幻想不感兴趣了。

在美国的报纸上，关于宋美龄的报道版面不断滑坡，从头版转到社会新闻版，后来甚至极具讽刺性地转到了食物版块。

在从前无往不胜的外交场上频频失利，国民党内部状况又十分复杂，加之蒋介石已是行将就木，宋美龄一人独木难支，随着年纪渐长，她的性格脾气也越来越独断专权。

1975年4月5日晚上近9点，久病了两年八个月的蒋介石在最后一次手术中，没能挺过并发症的侵袭，永远离开了人世。

匆匆赶来的长子蒋经国在其父的遗嘱上签名时，已经是双手发抖，几乎写不成字。

当晚，蒋经国便同宋美龄商定，暂时先将蒋介石的灵柩停放在慈湖湖畔，那里距离台北市南只有60公里。

慈湖坐落在草岭山麓，澄澈寒绿，风景一如蒋介石的故乡浙江奉化县溪口镇。

当年蒋介石路过，一眼相中了这块好地方，并特意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别致的四合院。

蒋介石从前常常在这里小住，还嘱咐在他死后灵柩一定要暂厝于此，他妄想着“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安于南京紫金山”。

蒋介石逝世之后，宋美龄顿时苍老了许多。

心灰意冷之下，她便假借就医之名去了美国，这一去就是十年，只在1976年4月2日追念蒋介石逝世一周年时，特意返回台湾。

等到蒋介石的追思礼一结束，她又迅速返回了美国。

到了美国以后，宋美龄似乎已远离了台湾的政治圈子。然而她又怎么舍得放下一切权力，就此沉寂？

身居海外的她仍然密切关注着台湾的情况。每当公寓里接待从台湾来的客人，她必定要探询岛内外的政局。

宋美龄常常忘记纽约与台北12小时的时差，一有什么想法就立刻拨电话，丝毫没想到半个地球之远的台湾正是午夜时分。

以至于新上任的台湾“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跟朋友自嘲道：“我主要是在这里接电话的。”

时光飞逝，1982年7月的一天，邓颖超不经意间看到了蒋经国写的一篇文章。

在文章中，蒋经国深情地悼念了先父蒋介石，字里行间不无落寞：

“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也希望自己能够把一颗孝顺父母的心，扩大为对全民族的真挚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冥冥之中，邓颖超敏锐地察觉到台陆关系转变的一个重大时机就要到来了。她提出建议，让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一封私人的信。

邓颖超为何指定廖承志来写这封信？这位被邓小平称作“法力无穷的菩萨”的廖承志究竟有什么“法力”呢？

廖承志

历尽艰辛 两岸通信

1979年邓小平把解决台湾问题列为了头等大事。他盛情邀请邓颖超来担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并由当时正负责港澳办的廖承志来担任副组长。

廖承志斗志昂扬地接过了这项任务。他极其关心对台工作的进展，无论多忙，他都会按时出席每周两次的会议。

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正式发布后，他更是想尽办法来进行大力宣传，并发出诚恳而深情的呼吁：

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我们早一天完成这一使命，就可以共同创造我国空前未有的光辉灿烂的历史，而与各国并驾齐驱，共谋世界的和平、繁荣、进步。

1981年底，台湾同胞联谊会成立了。然而作为一个民间团体，在当时是要房子没房子，要车子没车子，空有一个响亮的名头，工作的开展却寸步难行。

会长林丽韫万般无奈，只好找廖公求助，她曾经为其当过日文翻译。进了办公室，还没开口，林丽韫就感到鼻尖发酸，咽头梗塞，说不出话。

“不要急，不要急！”

廖承志一边安慰着林丽韫，一边打电话给国务院管理局的局长，严肃地请他立即想办法给台湾同胞联谊会落实房子和车子：“三天后我检查！”

三天后，全国人大的一个招待所上便高高挂起了“台湾同胞联谊会”的牌子。

廖承志在对台工作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美籍工程专家吴光叔曾经坦诚地说，如果海峡两岸要真正见面，廖承志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之一。

当时的廖承志听闻此言，也笑着爽快回答，如果有此可能，有此需要，我一定去。

而他能成为少数合适的人选，可不仅是因为国民党从来没有公开骂过他的父亲廖——仲恺先生，廖承志本人与蒋经国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廖承志在年幼时便与蒋经国一起长大，二人在苏联留学期间更是和陈复一同被称为“三公子”。

而如今廖承志长期负责对台工作，对蒋氏父子的动态和心理也是相当了解。

1981年一次接待会上，廖承志接受了日本记者“蒋经国内心也是希望统一吗”的提问，非常肯定地答道：

“是的！都是中国人嘛！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很快就做出反应，但希望他们认识时势，当机立断。”

正是基于廖承志这样清醒而精确地分析与判断，邓颖超在1982年7月的一次台办小组会议上，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新颖的建议——“要将对台政策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

因此，邓颖超认为可以让“小廖给小蒋写信”，“从私谊角度喻之以理，动之以情”，这样便能将中共的主张以一种更加亲切的方式向蒋经国阐述清楚。

廖承志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做了大量的调研，究竟如何才能写好这封意义特殊的信。

某天夜里，廖承志的警卫李云峰突然被床头的铃声惊醒，他迅速起身，囫囵看表，正是深夜十二点半。

这个时间点按理说廖公应该已经睡熟，怎么会突然按铃？李云峰不敢多想，迅速冲进廖承志的房间。

房间里廖承志还穿着睡衣，端坐在写字台前，眉头微皱，手中拿着一支笔，像是在思索着什么。李云峰观察半晌，问：“廖公，有什么事吗？”

廖承志向他抛出了一个问题：“小李，你现在是现役军人，你愿意打仗吗？”

“如果是国家需要，打仗上前线，这是一个军人的职责，也是一个军人的义务。”

小李又顿了顿：“但若说心里话，从我个人愿望来看，我不愿意打仗。”

廖承志听后若有所思，似乎是自言自语地感叹道：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又有哪一个想打仗呢？如果世界上的事情，包括中国的事情，都能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那该多好啊！”

自《致蒋经国信》发表后，李云峰每每读到其中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一句，总能回想起那个夜晚，廖承志在沉思之中未说出口的迫切愿望。

然而信写成后，想要完完整整地送进台湾却没那么容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当局对报纸的审查十分严格，严禁大陆消息进入台湾。

为此，廖承志找来了香港新华分社负责宣传的杨奇，一见面，就毫不拐弯抹角地对他说：

“杨奇，给蒋经国的信，中央已经批准，准备7月24日在报纸上发表。你们回去想想办法，让它能够在台湾看得到。”

民国时期的《星岛日报》

在杨奇的运作下，《星岛日报》将这封信藏进一个大标题里，两千多份报纸便带着这块“夹心饼干”被悄悄送进了台湾。

在信件中廖承志既深情地回忆了过往，也热情地展望了未来，对祖国统一的大业晓以利害，言辞恳切感人，表达出了无限的真诚。

信的最后，廖承志还主动出击，大胆提出自己亲自前往台湾的建议：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青年蒋经国

自1979年以来，《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早已在台湾和海外侨胞之间刮起了一片思乡的飓风。

台湾当局某些高层也渐渐以各种方式对和谈统一表示出了赞成的态度，海峡两岸的气氛已经逐步和缓。

这一次，这封写给蒋经国的信虽然仍遭到了不少的拦截与阻挠，但同样在民众之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然而台湾当局却继续贯彻“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对这封信保持沉默，对汹涌的民意也视而不见。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国民党将一直沉默下去的时候，远在美国的宋美龄竟然出面对此作出了回应。

回信令人寒心 历史不容置疑

如同廖承志的分析一般，蒋经国内心其实也在期待着两岸的统一。

1982年，陈香梅牢记舅舅廖承志的嘱托，特意绕道香港到台湾会见蒋经国。蒋经国听了由陈香梅转达的廖承志的问候，难得沉默了会儿，才踟躇问道：“承志健康如何？”

陈香梅一听就觉得有戏，又紧紧抓住机会，直截了当地问他说：

“经国先生，两岸隔绝已经30多年，人生能有几个30年呢？许多台湾朋友都对我说想回大陆看看亲人……经国先生，是时候了！”

蒋经国内心显然也在经受着极大的拉扯和矛盾，最后，他郑重地回复陈香梅“可以考虑考虑”。不久，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政策便明显开始有所松动。

然而已继任总统的蒋经国代表着整个台湾政策的风向，他并不能轻易地回复廖承志的信。辗转几番，这封信便到了宋美龄的桌上。

始终密切关注着台陆动向的宋美龄当即“遥控”其亲信秦孝仪为之代笔，不多时便发表了一封回信。

她首先声明，台湾当局坚持“三不”政策，正是为了表达“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浩然正气”。

她随即回忆了从前与廖承志父母相识的场面，对廖承志的母亲倒是毫不掩饰夸赞之词，直称她为“一位真不可多得之三民主义信徒也。”

她也提到了廖承志父亲廖仲恺与蒋介石的过往，还特别强调廖仲恺遭到暗杀时，蒋介石是如何的潸然泪下，“其真挚恸心，形于词色，闻之者莫不动容”。

然而这些赞誉与怀念也只不过是为了打感情牌罢了。借此，宋美龄顺利地自居长辈，用这个身份来暗暗要挟廖承志。

她煞有介事地说，当初廖仲恺跟随孙大总统，如果他只是假装支持三民主义，实际上是支持共产主义，那就是有失忠贞。

而如果廖仲恺并非不忠，那么廖承志不跟随父亲而是加入共产党，岂不是有亏孝道？

最后，宋美龄再次搬出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那一套来企图使廖承志倒戈，要他“敝帚自珍，幡然来归……回头是岸，愿扪心自问。”

只不过她算漏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封致廖承志的复函在海内外受到了广泛的批评，香港《中报》发表评论，说：

“‘廖函’有一个明确而又严肃的目的，就是吁求国共和谈，以实现中国和平统一。为达此目的，中共不惜矫枉过正，对国民党作出种种优厚的承诺。

对照之下，‘宋函’除了引述外国报章做反共宣传，并板起‘长者’面孔教训晚辈廖承志，以为蒋经国出气外，实在看不出什么严肃的目的。”

孙中山

宋美龄的回信同样也使中共中央倍感挫折。六十年前，孙中山曾经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六十年后的1984年1月，国民党“一大”60周年学术讨论会，暨孙中山研究学会创立大会在北京召开。

邓颖超在会议上煞费苦心地论述了祖国统一才是历史的主流。她向台湾当局喊话：

“只要大家都以祖国统一作为共同的前提，以诚相见，多商量，多交换意见，问题总是不难得到合情合理的妥善解决的。”

宋美龄在美国的寓所

在美国的公寓里无所事事的宋美龄隔天看到邓颖超的发言稿，又坐不住了，很快便遥控在台湾的秦孝仪再次为她撰写了反击信。

在信中，宋美龄仍然一意孤行，按她自己的偏狭理解来演绎六十年前的历史。按照她的意思，抗日战争时苏联的援助只不过是为了“名利双收”。

既博得全世界受压迫的国家民族的好感，又可以趁机征服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让中国成为苏联“炮灰之资源”。

而国民党则是为共产党保驾护航的“保姆”，宋美龄在信中振振有词：“盖若非仰赖当时国民党之掩护、育养，其便能成为后日之党耶？”

然而历史的真相并非是她的一家之言就可改变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正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完成了对一盘散沙的国民党的改组，使之增添了新鲜血液，端正了革命方向，也由此迎来了革命的大浪潮。

宋美龄再次使用了在《致廖承志函》中的老招数，刻意提及往事，和邓颖超拉近关系，借机煽动对方。

她在信中说，倘若邓颖超能够为国民党效力，必然已经脱颖而出了，现在又何必沉湎于马克思主义“邪说”呢？

宋美龄仍嫌不够过瘾，转头大胆挑拨起了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硬是说成从周恩来那里“夺取”过来的。

实际上用不着宋美龄惺惺作态，历史早给出了公正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不是争抢的，不是自封的，而是经过了实际检验锻炼而来，并得到了全党以及人民认可的。

宋美龄的这次回函终于不再回避、反对统一问题。晚年的她甚至也提出了“和平统一”的建议。

在1995年海峡两岸关系一触即发的时刻，已经深居简出、不再过问政治的宋美龄又跳出来发言呼吁：

海峡两岸“最后的和平统一”尚待海内外协力完成，不要由于一时的不虞，而忘了“复兴民族”的重责大任。

然而，如宋美龄信中所言，她和国民党要的“统一”，是要“信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完成“蒋公统一国家民族的志业”。

这种不顾当今世界历史潮流和海峡两岸几十年发展的现实，仍然执着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幻想，完全有悖于“和平统一”本该有的意义。

台湾早日回归中国的怀抱始终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心愿，祖国和平统一的正确道路已经经由历史和人民检验。

无论国民党与宋美龄如何歪曲狡辩，都不能改变这一个既定的、不容辩驳的事实。

我们坚信，在邓小平、邓颖超等前辈的开拓与努力下，在党和国家，以及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统一事业终将完成。

对于宋美龄的两封回信，您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进行讨论！